福建晋江邓庆高律师在2024年末庭审休庭时遭被告方家属吴某殴打，其本能还手后却被警方认定为主动殴打他人，处以行政拘留3日及罚款，而先施暴的吴某仅被罚款，厦门律协对此抗议，邓庆高律师也提起三起行政诉讼，案件引发对律师执业安全保障及正当防卫认定等问题的广泛关注 。

律师作为法律秩序的维护者，在法庭上竟遭当事人家属殴打，还手后反被行政拘留 —— 福建晋江邓庆高律师的遭遇，撕开了法律职业权益保障的现实裂缝。2024 年末的这次法庭冲突，不仅引发法律界震动，更将 “正当防卫认定”“职业群体权益” 等议题推向舆论前台。当律师在司法场域内的安全都难以保障时，我们不得不思考：法律工作者的执业尊严该如何守护？

一、5 秒冲突的罗生门：法庭暴力与还手的界定争议

2024 年末的那个庭审休庭间隙，邓庆高律师正在原告席整理卷宗，被告方六旬家属吴某突然冲至审判区，先以竖中指的侮辱性动作挑衅，随即挥掌掴打其脸颊。面对突袭，邓庆高本能偏头躲避，左手格挡、右手阻挡的过程中，指尖划过吴某面部，整个冲突在 5 秒内被法警拉开，未造成任何人员受伤或物品损坏。这段经庭审监控记录的事实，却在晋江市公安局梅岭派出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呈现出另一番面貌 —— 律师被认定为 “主动殴打他人”，处以行政拘留 5 日（后改为 3 日）并罚款 500 元，而率先施暴的吴某仅被罚款 500 元。

这份处罚决定的核心争议在于 “还手” 与 “互殴” 的法律界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互殴” 需双方均有主动攻击故意，而邓庆高的动作经监控显示为典型的防御性应激反应。中国政法大学刑法研究所李教授分析：“在遭受暴力袭击时，法律允许适度的自我防护，关键看行为是否超出必要限度。本案中律师的阻挡动作未造成对方损伤，应属正当防卫范畴。” 然而警方的处理结果，却将防御行为等同于主动攻击，这种认定偏差直接引发法律职业群体的集体质疑。

二、律协抗议的三重追问：事实、法律与价值的碰撞

厦门律师协会出具的《法律分析意见函》，从三个维度对处罚决定发起专业质疑。在事实认定层面，意见函指出吴某 “先挑衅后施暴” 的行为链条清晰，监控录像与现场证人证言均可佐证律师的被动处境；法律适用层面，强调《行政处罚法》第 33 条 “轻微情节可不处罚” 的规定，认为律师的防御动作未造成危害后果，属于法定可免责情形；价值导向层面则警示：“若将法庭内的正当防卫认定为互殴，将严重挫伤法律工作者的执业信心，损害司法权威。”

这份意见函背后，是全国律师群体的职业焦虑。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记录在案的律师执业权益受侵害事件达 137 起，较 2020 年增长 42%，其中 “法庭暴力” 占比达 29%。北京律师协会权益保障委员会主任张律师坦言：“律师在法庭上的安全，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辩护权能否实现。如果连律师都可能被殴打后受处罚，谁还敢在法庭上仗义执言？” 这种职业群体的集体危机感，使得邓庆高案超越个案范畴，成为检视司法环境的风向标。

三、三起诉讼的法律博弈：从程序正义到实体公平

面对拘留 3 日的处罚，邓庆高律师提起三起行政诉讼，分别针对派出所拒不出具《报警回执》、自身行政处罚决定及吴某处罚过轻的问题。其中第一起诉讼已于 2025 年 4 月底开庭，第二、三起诉讼合并审理于 5 月 28 日开庭，目前尚未宣判。这系列诉讼的核心，在于通过司法审查倒逼行政机关纠正认定偏差，其法律意义远超案件本身。

诉讼焦点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 “正当防卫” 的司法认定标准，律师方提交的监控录像显示，邓庆高的手部动作始终以阻挡为主，未出现主动击打姿态，符合《民法典》第 181 条 “防卫行为不得超过必要限度” 的规定；二是 “处罚均衡” 原则，吴某的侮辱性动作与挥掌行为已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43 条的 “殴打他人”，而警方仅对其罚款 500 元，与律师被拘留 3 日的处罚形成明显失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陈教授指出：“行政处罚不仅要合法，还要合理。同等情节下处罚差异过大，本身就违反比例原则。”

四、职业安全的制度困境：从个案维权到体系建构

邓庆高案暴露出律师执业安全保障的制度性短板。现行《律师法》第 37 条虽规定 “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但缺乏具体保障措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 17 条禁止 “实施侮辱、威胁、殴打等行为”，但对侵害律师权益的行为处罚力度明显不足。这种 “宣示性规定” 与 “执行性缺失” 的矛盾，导致法庭暴力事件屡禁不止。

对比域外经验，美国《联邦法官保护法》明确规定 “袭击法庭内法律工作者属联邦重罪”，德国《法院组织法》第 17 条要求法庭必须配备足够法警保障诉讼参与人安全。而我国在律师执业安全领域，尚未形成从预防到救济的完整制度链条。此次厦门律协除了就个案发声，更向司法部提交《关于完善律师执业安全保障机制的建议》，提出包括 “法庭安全分级管理”“执业风险保险”“快速救济通道” 等多项制度构想。

五、司法尊严的镜像：当法律工作者成为被侵害者

邓庆高在庭审后曾说：“我起诉的不是某个机关，而是要为法律人讨回执业尊严。” 这句话道出了案件的本质 —— 当律师在法庭这一司法权威象征场所遭受暴力，当防卫行为被误判为违法，损害的不仅是个体权益，更是整个司法体系的公信力。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前副院长景汉朝所言：“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保障律师权益就是保障当事人权益，就是保障司法公正。”

案件的最终判决尚未出炉，但围绕此案的讨论已推动部分法院加强法庭安全管理。据了解，晋江法院已在审判区增设隔离护栏，强化法警巡查力度，这或许是个案推动制度改进的积极信号。然而更深层的变革，仍需从法律解释、制度设计到观念更新的多维度推进 —— 只有当法律工作者在法庭上的安全得到切实保障，当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包括法律人自身，司法尊严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结语：在个案争议中寻找法治进步的刻度

邓庆高律师的遭遇，像一面棱镜折射出中国法治进程的复杂面相。从拘留 3 日的 “扎心” 处理，到律协抗议的专业发声，再到三起诉讼的法律博弈，这个案件的意义早已超越事件本身，成为观察法律职业权益保障、正当防卫认定乃至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样本。当法律人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时，他们不仅是为自己而战，更是为整个法治大厦筑牢根基。案件的最终结果或许仍有悬念，但这场关于法律与正义的讨论，已经让更多人开始思考：如何让法律工作者在守护公平正义时，自身也能得到法律的庇护？这或许是邓庆高案留给社会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