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5年7月23日，星期三。
在全球环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的今天，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探索一条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绿色转型之路。2025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的召开，不仅展示了中国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导下取得的显著成就，更向世界分享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转型创新实践——从贵州铜仁的“生态积分”制度、天津生态城的“绿电团购”模式，到遍布全国的零碳建筑技术应用，这些案例生动诠释了中国如何通过机制创新、技术突破和多方参与破解发展与保护的两难困境。本文将深入剖析这些创新实践的内在逻辑、运行机制和推广价值，揭示中国绿色转型的“破局之道”，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生态积分：量化生态价值的制度创新
在贵州省铜仁市郁郁葱葱的茶山上，茶场负责人王飞正带领工人们使用电力割草机和采茶机进行夏季管护作业。这些设备替代了传统的高耗能燃油机械，不仅减少了碳排放和噪音污染，还通过连接“梵净生态账户”为王飞积累了宝贵的生态积分。这套始于2022年的创新制度，正在将抽象的生态保护行为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可交易资产，解决了自然资源资本化的世界性难题。
生态积分制度的核心在于建立了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和价值转换机制。铜仁市通过采集企业及个人在生态保护、生态资产购置、生态经营等方面的行为数据，将其量化为可累积、可交易的生态积分。以王飞的茶场为例，设备电气化改造、低碳生产线引进等绿色投资行为都被赋予相应的积分值，而这些积分可以直接转换为金融福利——他的企业贷款额度从150万元提高到200多万元，同时享受到了显著的利率优惠。这种将生态价值与金融资本挂钩的机制设计，有效破解了绿色转型中“投入高、回报周期长”的瓶颈，激发了市场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内生动力。
生态积分制度的创新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建立了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通过积分形式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二是构建了多元参与的激励机制，使企业、农户和个人都能从绿色实践中获得经济回报；三是探索了生态保护的市场化路径，减少了政府对环保行为的行政依赖，形成了可持续的生态补偿模式。截至2024年6月，铜仁市已建立“梵净生态账户”15.89万户，通过生态积分发放贷款96.6亿元，惠及8.56万户市场主体，累计为客户节约融资成本6829万元。这些数字表明，生态积分已从概念设想成长为具有显著规模效应的政策工具。
这一制度的推广意义同样值得关注。从贵州铜仁的实践来看，生态积分的成功依赖于几个关键要素：精准的积分评估标准、可靠的金融支持体系以及便捷的操作平台。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指出：“生态积分把抽象的生态服务转化为具有价值的可交易资产，解决了自然资产资本化的核心问题。”这种模式特别适合在生态资源丰富但经济欠发达地区推广，为当地提供了一条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有效路径。在云南、四川等省份，类似的生态账户制度已经开始试点，因地制宜地将森林碳汇、水资源保护等多样化生态行为纳入积分体系。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生态积分制度代表了中国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上的前沿探索。随着“两山”理念深入人心，如何科学量化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成为全球性课题。中国的生态积分实践为这一课题提供了可行方案，它通过金融赋能激活了微观主体的环保意识，形成了“保护—获利—再保护”的良性循环。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所言：“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政府去监管、去引导，也需要采用经济激励的方式鼓励大家参与。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良性模式必将发挥更大作用。”生态积分正是这种经济激励方式的生动体现，它的创新性和实效性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绿电团购：可再生能源推广的市场化路径
在渤海之滨的中新天津生态城，一场关于绿色电力推广的“价格革命”正在悄然进行。生态城管委会创新推出的“绿电团购”模式，通过集合区域内企业的用电需求，以规模优势向新能源电厂争取优惠电价，成功破解了绿电“用不起”的难题，为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应用开辟了新路径。这一案例生动展现了中国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中的机制创新智慧。
绿电团购机制的诞生源于一个现实矛盾：虽然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过程几乎不排放二氧化碳或其他污染物，对环境影响极小，但其发电成本长期高于传统煤电，导致企业使用积极性不高。天津生态城通过商业模式创新解决了这一矛盾——管委会充当“团购组织者”，将分散在企业中的绿电需求集中打包，形成规模采购优势，从而获得比单一企业单独采购更优惠的价格。这种“聚合需求、以量换价”的思路，既保留了绿电的环境价值，又降低了企业的使用门槛，实现了环境效益与经济可行性的平衡。
深入分析绿电团购的运行机理，可以发现其成功依赖于三个关键要素：一是规模化的需求聚合，生态城作为国家级绿色发展示范区，已形成智能科技服务、文化健康旅游、绿色建筑开发等生态产业集群，入驻企业普遍具有较高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为绿电提供了稳定的需求基础；二是灵活的定价机制，团购模式通过长期协议锁定部分电量，平滑了可再生能源的价格波动风险；三是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管委会在团购过程中扮演了中介和担保角色，降低了交易双方的信任成本。这些要素共同作用，使绿电团购从构想变为可持续的商业实践。
天津生态城的实践表明，绿电团购产生了显著的多重效益。环境效益方面，更多企业转向使用绿电直接减少了化石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经济效益方面，企业以更低成本实现了用能清洁化，增强了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绿色竞争力；社会效益方面，团购模式加强了企业间的环保共识，形成了绿色发展的社区文化。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模式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注入了市场动力，随着绿电需求的增长，新能源电厂有更多资金进行技术升级和规模扩张，进一步降低发电成本，形成良性循环。
绿电团购的推广价值在能源转型背景下尤为突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正面临如何提高绿电消纳比例、优化能源结构的挑战。天津生态城的经验表明，通过机制创新降低绿电使用成本，能够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速能源结构转型。这一模式特别适合在工业园区、开发区等企业集聚区推广，也可扩展至商业楼宇、居民社区等场景。事实上，浙江、广东等地已经开始探索类似的“绿色电力集中交易”机制，通过电力市场改革为绿电消纳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从全球视角看，天津生态城的绿电团购是中国能源革命的微观缩影。数据显示，中国清洁发电体系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已居全球首位，能耗强度下降和大气质量改善速度全球最快。这些成就的取得不仅依赖于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也得益于像绿电团购这样的市场化创新。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曾多次称赞中国在协调生态治理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就，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绿色转型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绿电团购正是这种中国智慧的生动体现，它向世界展示了如何通过商业模式的精巧设计破解绿色转型的经济障碍。
绿电团购的未来发展还将与电力市场改革深度融合。随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的推进，绿电交易将更加灵活多样，团购模式有望从单一的“价格优惠”向“绿色权益交易”升级。企业购买的不仅是清洁电力本身，还包括与之相关的碳减排指标和环境权益，这些衍生价值可以通过碳市场进一步变现，为参与者带来额外收益。这种演进将进一步提升绿电团购的吸引力和可持续性，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坚实的市场支撑。
零碳建筑：城市绿色更新的技术集成样板
在中新天津生态城的核心区域，一座造型现代的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格外引人注目。这座天津市首座零碳建筑，每年可减少碳排放329吨，相当于种植3000棵树的环境效益。它不仅是生态城的绿色地标，更集中展示了中国在建筑领域碳减排的技术集成能力和创新设计理念，为全球城市绿色更新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样板。
零碳建筑的本质是通过“开源节流”实现能源供需的自我平衡。天津生态城的这座示范建筑融合了多种先进技术：2200平方米的屋顶太阳能光伏板构成“开源”系统，年发电量达50万千瓦时；44口120米深的地热井与屋顶太阳能热水系统协同工作，为建筑提供稳定的供暖和制冷；“产能、储能、用能、控能、节能”五位一体的智能管理系统则实现了能源的精细调控。这种多技术叠加的系统解决方案，确保了建筑在全生命周期内达到净零碳排放，代表了建筑行业的最高环保标准。
从技术层面分析，零碳建筑的创新突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能源供给的多元化集成，将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有机结合，克服单一能源的间歇性缺陷；二是能源管理的智能化控制，通过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测和优化建筑用能行为，大幅提升能源效率；三是建筑设计与环保技术的深度融合，从选址、朝向到材料选择，每个环节都贯穿着低碳理念。这些技术创新不仅降低了建筑本身的碳排放，还通过电网互动能力（将多余绿电反哺城市电网）产生了正外部性，实现了建筑与城市的能源协同。
零碳建筑的经济可行性曾经是制约其推广的主要障碍，但中国的实践正在改变这一局面。通过规模化应用和技术本地化，零碳建筑的增量成本已从最初的30-50%降至10-15%，而长期运营阶段的能源节约和碳减排收益完全可以覆盖这部分成本。天津生态城的经验表明，零碳建筑的投资回收期已缩短至5-8年，具有商业可行性。更为重要的是，零碳建筑提升了周边环境品质和房产价值，产生了额外的经济效益。随着碳交易市场的成熟，零碳建筑产生的减排量还可通过碳交易获得额外收益，进一步改善项目经济性。
零碳建筑的推广路径正在中国各地展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上半年，全国新建绿色建筑占比已超过90%，累计建成零碳低碳建筑示范项目超过200个。这些项目因地制宜地采用了不同的技术路线：在阳光充沛的西北地区，以光伏发电为主导；在地热资源丰富的华北平原，侧重地源热泵技术；在风力强劲的沿海地区，则探索建筑一体化风电的应用。这种差异化发展策略充分尊重了中国地域辽阔、资源禀赋多样的基本国情，为零碳技术的普及提供了多样化选择。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零碳建筑代表了中国城乡建设绿色转型的重要方向。建筑领域约占中国全社会碳排放的40%，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环节。天津生态城的实践表明，零碳建筑不仅技术可行、经济合理，还能显著提升使用者舒适度和幸福感，具有多重价值。中国政府已经将绿色建筑纳入新型城镇化战略，通过强制性标准和激励性政策双轮驱动，推动建筑行业向零碳方向转型。《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广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逐步发展零碳建筑”。这一顶层设计为零碳建筑在中国的普及提供了政策保障。
零碳建筑的国际意义同样不可忽视。在全球范围内，建筑行业贡献了约39%的能源相关碳排放，零碳建筑被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抓手。中国的零碳建筑实践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参考——它展示了如何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避免高碳锁定效应，走出一条绿色城镇化道路。正如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瑞士和美洲地区主任哈丽雅特·欣茨所言：“中国长期以来积极参与并推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多边进程，积累的经验技术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很有价值。”零碳建筑正是这种经验技术的典型代表，它的推广和应用将助力全球建筑行业加速脱碳。
展望未来，零碳建筑将与智慧城市建设深度融合。天津生态城已经展示了这种融合的雏形——无人机管理系统、智慧垃圾分类、智慧供热等智能系统与零碳建筑协同运作，构成了城市级的绿色智慧网络。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零碳建筑将成为城市能源互联网的节点和数字孪生城市的组成部分，其环保性能和管理效率将进一步提升。这种“绿色+数字”的双重转型，将重新定义未来城市的形态和内涵，为人类创造更加可持续的居住环境。
绿色金融：支撑转型的资本活水与制度保障
在中国绿色转型的多彩画卷中，绿色金融犹如一条贯穿始终的金线，为生态积分、绿电团购、零碳建筑等创新实践提供着不可或缺的资本活水和制度保障。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已突破40万亿元，绿色债券累计发行量达4.3万亿元，两项指标均位居全球前列。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静默而深刻的金融革命，它正在重新定义资本与生态的关系，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体现了中国在环境治理中的制度创新能力。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的《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构建了全球最为完整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和基础制度。这一体系通过正向激励和负向约束的双重机制，引导金融资源向低碳、环保领域集聚：一方面，碳减排支持工具、再贷款等政策工具降低了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环境信息披露要求和环境风险评价机制则增加了高碳项目的融资难度。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组合，有效矫正了金融市场在环境资源配置上的“市场失灵”，加速了经济结构的绿色转型。
绿色金融的市场活力在支持实体经济绿色低碳发展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资金投向看，基础设施绿色升级、清洁能源、节能环保是绿色贷款的三大重点领域，截至2024年底余额分别达15.68万亿元、9.89万亿元和5.04万亿元，合计占绿色贷款余额的83.63%。这种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模式，精准对接了中国绿色转型的战略需求，为能源革命、产业升级和城市更新提供了稳定的资金保障。更值得关注的是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良性互动——绿色债券为新能源企业提供了低成本融资渠道，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激活了碳资产的金融属性，绿色保险则分散了环保技术研发的风险。这些创新工具构成了一个多元化的金融服务网络，满足了绿色产业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风险特征的融资需求。
绿色金融的地方实践同样精彩纷呈。全国10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充分发挥了“政策实验室”功能：浙江湖州打造“绿贷通”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实现银企精准对接；广东广州推出碳账户与供应链金融相结合的“绿色碳链通”融资模式，带动产业链整体减排；贵州贵阳和贵安新区设立全国首个绿色金融法庭，专司审理绿色金融纠纷案件；江西、新疆克拉玛依探索绿色票据再贴现业务，为小微企业绿色转型提供资金支持。这些地方创新经过实践检验后上升为国家政策，形成了“基层探索—国家总结—全国推广”的制度创新路径，展现了中国政策体系的适应性和学习能力。
绿色金融的国际角色随着中国绿色转型的成功实践而日益凸显。作为全球首个建立比较完整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经济体，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全球绿色金融治理，推动国际标准协调与互认。中国的绿色债券标准、环境信息披露框架等制度输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考，而“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则引导跨境资本流向低碳项目。这种“制度软实力”的提升，使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逐渐从规则接受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的贡献：“中国在绿色发展之路上，致力于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南南合作持续加大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展现了大国担当。”
绿色金融面临的未来挑战也不容忽视。随着绿色产业从成长期进入成熟期，金融支持的着力点需要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转型金融框架的缺失使高碳行业的低碳改造缺乏明确融资指引；绿色金融产品同质化严重，难以满足多样化的投融资需求；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和一致性有待提高。应对这些挑战，需要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发展转型金融工具，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强化信息披露和市场监管，使金融更好发挥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功能，服务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
绿色金融的长远意义在于重塑资本与自然的关系。传统金融体系将自然环境视为可无限索取的外部条件，而绿色金融则通过内化环境成本，使资本流动与生态规律相协调。这种理念的变革正在产生深远影响——投资者越来越关注企业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银行将碳足迹纳入信贷决策，保险公司开发基于自然风险的定价模型。这场静默的革命正在改变资本的性质和流向，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金融基础。正如交通银行董事长任德奇所言：“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使我国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绿色金融市场之一。这主要得益于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与市场实践的双向赋能，特别是标准的引领作用。”这种双向赋能正是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核心经验，也是其未来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
中国绿色转型的全球启示与未来路径
从贵州铜仁的生态积分到天津生态城的绿电团购，从零碳建筑的技术集成到绿色金融的制度创新，中国的绿色转型实践正在形成一套系统性的“破局之道”。2025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上，这套中国方案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鸣和深入讨论。中国的实践之所以具有全球意义，不仅在于其规模效应和技术水平，更在于其发展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创新——它打破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探索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站在“两山”理念提出20周年的历史节点，系统总结中国绿色转型的经验启示，展望未来发展路径，对建设美丽中国和共建清洁美丽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绿色转型的核心经验在于其系统性思维和协同推进策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坚持全面转型、协同转型、创新转型、安全转型”，全方位、全领域、全地域推进绿色转型。这种顶层设计避免了碎片化、单一化的环境政策局限，将绿色理念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在实践中，中国注重发挥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国内与国际的多重协同效应：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标准设定明确绿色底线，市场通过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激发创新活力；中央政府提供战略指引和政策框架，地方政府探索差异化实施路径；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同时立足国情推进自主减排。这种多元共治的绿色治理体系，有效整合了各方资源和力量，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
中国绿色转型的理念创新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重新定义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将生态环境纳入生产力范畴。在这一理念指引下，中国的生态治理不再是经济发展的成本项，而是价值创造的源泉；环保标准不再是束缚增长的枷锁，而是驱动创新的压力；自然资源不再是免费获取的公共品，而是需要保值增值的宝贵资产。这种理念革命超越了西方环境经济学“外部性内部化”的传统框架，构建了更具建设性的生态经济理论。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评价道：“许多西方人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视为尖锐对立的两面，而中国着力于将二者协调推进，对生态文明建设怀有’坚定决心’，这其中蕴含着’大智慧’。”这种大智慧正是中国绿色转型最深层的思想资源。
中国绿色转型的制度优势集中体现在其强大的执行能力和改革魄力上。绿色转型是工业革命以来最深刻的发展范式变革，涉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需要突破“鸡生蛋、蛋生鸡”的两难困境——没有成功的绿色案例，政府和市场主体往往不愿大力投入；不大规模投入，成功案例又难以产生。中国凭借其独特的政治体制优势，能够超越短期利益博弈，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推动绿色变革。从污染防治攻坚战到碳达峰碳中和承诺，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到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一系列重大决策展示了中国在生态治理上的历史担当。同时，中国注重发挥大国规模优势，在不同地区开展多样化的绿色转型试验，将成功经验迅速推广复制。中新天津生态城党委书记王国良介绍：“我们已经形成了20多项可复制推广的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这种“试点—推广”机制大大降低了制度创新的风险和成本，加快了绿色转型的扩散速度。
中国绿色转型的技术路径强调多技术路线的并行发展和融合创新。面对绿色转型这一复杂系统工程，中国没有寻求一蹴而就的“银弹”解决方案，而是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鼓励多种技术路线竞争共存、优势互补。在能源领域，煤炭清洁利用与可再生能源发展齐头并进；在交通领域，电动汽车、氢燃料电池车和生物燃料车多元探索；在建筑领域，节能改造与零碳新建并重。这种包容性技术战略有效降低了转型风险，避免了技术锁定效应，为颠覆性创新留出了空间。同时，中国高度重视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的融合创新，智慧能源、智能电网、数字环保等交叉领域蓬勃发展，催生了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这种技术融合放大了绿色转型的乘数效应，使中国在全球绿色科技竞争中逐渐从跟跑者变为并跑者乃至领跑者。
中国绿色转型的全球贡献日益得到国际社会认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以占全球约19%的人口、15%的GDP和13%的能源消费总量，实现了历史性的环境改善——2000年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积中约25%来自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全球第一，能耗强度持续快速下降。这些成就不仅惠及中国人民，也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了实质性贡献。更为宝贵的是，中国通过“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南南环境合作等机制，将绿色技术和经验分享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在阿联酋，中国承建了世界最大单体光伏电站；在埃及，中国节水梯田模式被成功复制；在埃塞俄比亚，中国科研人员推广了“清灌育草、封育轮牧、牧养结合”的生态修复模式。这些务实合作展现了中国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大国担当，也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选择。
面向未来，中国绿色转型仍面临诸多挑战与机遇。“挤压式”工业化带来的污染物排放集中释放、能源结构调整的艰巨性、产业价值链提升的迫切需求、生态环境治理的持续压力，构成了绿色转型的现实约束。同时，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产业链重构、地缘政治冲突等外部不确定性，也为中国绿色转型带来了新的变数。但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绿色低碳产业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开辟了发展新空间，绿色消费升级创造了市场新需求。抓住这些机遇，关键在于坚持“先立后破”的转型策略，在确保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
中国绿色转型的未来路径将在以下几个方向深化拓展：一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二是强化科技创新引领，聚焦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关键领域，突破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绿色技术；三是推动产业绿色化与绿色产业化协同发展，既推进传统产业绿色升级，又培育壮大绿色环保产业；四是促进绿色消费革命，扩大绿色产品和服务供给，引导公众形成简约适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五是加强国际绿色合作，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些举措将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站在人类文明演进的高度看，中国绿色转型的深层意义在于探索一种新文明形态的可能性。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危机和人性异化。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之后的新的文明形态，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追求物质财富与生态财富的均衡增长。中国的绿色转型不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修补，而是发展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它指向的是一种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的现代性方案。南非西开普大学学者马哈茂德·帕特尔敏锐地指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扣时代命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理念，引领中国走出一条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发展之路。”这条道路不仅关乎中国的未来，也关乎人类文明的未来。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唯有携手合作，我们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生物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有并肩同行，才能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全球生态文明之路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