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陈建国下岗、妻子离世，家庭陷入困境，受妹妹陈雅萍邀请，他带儿子陈景舟前往深圳投靠，然而到深圳后却被有钱的妹妹赶出门，二十年后妹妹突然来电，引发对过往恩怨与亲情变化的思考。

在中国东北那座充满工业气息的城市里，有些故事如同冬日里厚重的积雪，沉甸甸地压在人们的心头，历经岁月的流转，却始终不曾消融。那些有关尊严与屈辱、贫穷与富贵、血缘与人情的过往，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浮现，让人猝不及防。而有时，一通跨越时空的电话，便能如同一把钥匙，打开尘封已久的记忆之门。

一、下岗之殇，家庭的困境

1995年的春天，仿佛来得格外迟缓。陈建国站在国营机械厂的大门前，手中紧紧攥着那张下岗通知书，纸张已被汗水浸湿了一角。四十二岁的他，在这个厂子里奉献了整整二十年的青春，从一名青涩的学徒工成长为采购员，他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留在了这里。然而，命运却在此时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陈景舟站在不远处，十五岁的少年已然懂得察言观色。他深知那张通知书意味着什么，也明白家庭即将面临的困境。母亲林素芬两年前因肝病离世，治病几乎耗尽了家中所有的积蓄。如今父亲又下岗了，这个家就像在风雨中飘摇的小船，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工人新村里，下岗的阴影笼罩着许多人。整条街的老邻居们，有一大半都收到了下岗通知书。往日热闹非凡的大院，如今变得死气沉沉，那些爱扎堆聊天的大妈们也都各自关起门来，唉声叹气。

陈建国回到家，把通知书深深地塞进抽屉的最底层。他看着正在专心做作业的儿子，努力挤出一丝笑容，问道：“景舟，晚上想吃什么？爸给你做。”陈景舟抬起头，眼中闪烁着懂事的光芒，轻声说道：“爸，家里还有挂面，随便煮点就行。我们班主任说了，中考考好了，上重点高中能减免一半学费。”陈建国听了，心里一阵酸楚。儿子如此懂事，懂事得让人心疼。他仿佛看到了妻子素芬的身影，要是她还活着，一定会抱着儿子痛哭一场。可他是个男人，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他不能哭，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从那以后，陈建国开始四处奔波找活干。建筑工地需要壮劳力，他不顾自己腰不好的毛病，毅然前往。一天三十块钱的收入，虽然不多，但也能为这个家增添一份希望。晚上夜市需要人帮忙卸货，他也从不推辞。常常是凌晨两三点才能回家，早上六点又要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工地。陈景舟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更加努力地学习，每天都是班里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老师说他有希望考上市里最好的高中，可那高昂的学费，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有一天晚上，陈建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家，看到儿子正就着煤油灯做题。家里为了节省电费，晚上九点后就不再开灯了。陈建国心疼地说：“景舟，别看了，伤眼睛。”陈景舟抬起头，坚定地说：“爸，我再看一会儿，这道题马上就解出来了。”陈建国站在儿子身后，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心中五味杂陈。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念多少书，如今儿子如此聪明、如此爱学习，他却连学费都供不起。

二、远方来电，希望与纠结

就在陈建国一家为生活苦苦挣扎的时候，一通来自南方的电话，如同黑暗中的一道曙光，改变了他们的命运。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陈景舟正在院子里乘凉，隔壁的王大妈突然大声喊道：“建国！建国！有你的电话，说是从深圳打来的！”陈建国愣住了，深圳？他在深圳能有什么人呢？

父子俩急忙赶到王大妈家。那时候，整个工人新村只有几户人家装了电话，大家有急事都是互相借用。陈建国接过话筒，有些局促地说：“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南方口音：“哥，是我，雅萍。”陈建国一下子认出来了，是他的亲妹妹陈雅萍。他的声音有些颤抖，问道：“雅萍？真的是你？”这个妹妹，已经十年没联系了。

陈雅萍关切地问道：“哥，我听说你下岗了？嫂子的事我也知道了，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陈建国沉默了。当初妹妹不顾家人反对，执意要嫁给那个香港商人，父亲气得差点断绝父女关系。后来她去了香港，起初还有书信往来，慢慢地就断了联系。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给她写过信，但如石沉大海，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陈雅萍继续说道：“哥，你还在听吗？我现在在深圳，志豪的生意都在这边。你要不带景舟来深圳看看？说不定能帮上忙。”陈建国握着话筒的手有些发抖。他知道妹妹嫁得好，但这些年来，他一直秉持着男人的骨气，从来没想过去麻烦她。他心想，男人要有骨气，这是父亲从小教他的。

“雅萍，我们过得还行，你不用担心。”陈建国说道。陈雅萍的声音变得急切起来：“哥，都是一家人，别跟我客气。景舟都十五了吧？马上要中考了？来深圳看看，这边机会多，对孩子将来有好处。”陈建国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儿子，陈景舟正瞪大眼睛看着他，眼神里既有期待，又有不安。

回到家，父子俩都陷入了沉默。陈建国坐在床沿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陈景舟知道，父亲正在做着一个艰难的决定。终于，陈建国开口了：“景舟，你想去深圳看看吗？”陈景舟回答道：“爸，你决定就好。”陈建国看着儿子，这个懂事的孩子从来不给他添麻烦。也正因为如此，他更觉得亏欠儿子。他心想，如果这次南下能给儿子找到一条出路，哪怕自己低头求人又算什么呢？

第二天，陈建国开始为这次南下之行做准备。火车票要八十多块钱一张，两个人就是一百六。他东拼西凑，找老工友借了点钱，总算凑够了路费。临行前，他特意去供销社买了些东北特产，如木耳、蘑菇、人参等。虽然这些东西不算贵重，但空着手去总是不礼貌的。他还翻出了压箱底的中山装，虽然有些旧了，但洗得很干净，熨得很平整。他反复叮嘱儿子：“景舟，到了那边要有礼貌，见了姑姑要叫人。人家现在条件好了，咱们不能给她丢脸。”陈景舟点点头，他从父亲的神情里读出了不安、期待，还有一丝他从未见过的卑微。

三、深圳之行，被拒的屈辱

1995年的绿皮火车，从东北到深圳要走将近四十个小时。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汗味、烟味和泡面味。陈建国和陈景舟买的是硬座票，对面坐着一家三口，操着河南口音，说是去深圳打工的。那个男人递过来一支烟，陈建国接过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去看亲戚。”那个男人羡慕地说：“哦，那好啊，有亲戚在那边，好办事。我们是第一次去，两眼一抹黑，听说那边工厂多，工资高。”

火车在铁轨上晃晃悠悠地前行，窗外的风景从东北的黑土地变成了华北平原，再变成了江南的青山绿水。陈景舟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眼睛都看不过来了，心中充满了对未知的期待。而陈建国的心中，却既有对妹妹能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的期待，又有对这次深圳之行的忐忑不安。他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相遇，又将面对怎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