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报道哈马斯驳斥美国特使”已准备好解除武装”言论，强调不解武装直至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揭露以美”解除武装”方案的霸权逻辑，并指出加沙人道危机下和平需双向妥协。

8月的加沙，热浪裹挟着焦土的气息笼罩每一寸土地。难民营里，母亲用最后半块面包蘸着浑浊的水喂孩子；医院走廊，护士攥着空了的药品箱来回踱步；废墟旁，老人跪在瓦砾中翻找着亲人的残骸——这里的人道主义危机已持续270余天，而一场关于“解除武装”的争论，正将巴以冲突推向更危险的临界点。

一、哈马斯“不解武装”声明：从抵抗权到主权的最后防线

8月2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直指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哈马斯已准备好解除武装”的言论“不符合现实”。声明强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状态持续存在，抵抗运动及其武装力量便代表着一项民族合法权利。哈马斯绝不会放弃这一权利，直至所有民族权利得到恢复，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独立、拥有完全主权的巴勒斯坦国。”

这份声明并非空泛的政治表态，而是哈马斯对自身政治合法性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终极捍卫。

从历史维度看，哈马斯的“武装抵抗”基因深植于巴勒斯坦的苦难史。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被彻底剥夺。在此背景下，哈马斯于1987年成立，最初以“伊斯兰抵抗运动”为名，其纲领明确将“武装斗争”视为对抗以色列占领的核心手段。尽管2006年哈马斯通过选举进入加沙立法委员会，成为巴勒斯坦政治版图的重要力量，但其“抵抗”属性从未改变——在巴勒斯坦人眼中，武装力量是对抗“系统性压迫”的最后工具。

从现实层面看，哈马斯拒绝解除武装的直接动因是以色列的持续占领。尽管2023年10月巴以冲突升级后，以色列对加沙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军事打击，造成超3.8万巴勒斯坦人死亡（联合国数据），但以色列始终未放弃对加沙的控制：封锁边境、摧毁基础设施、限制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若解除武装，等同于向以色列的“军事占领”投降，巴勒斯坦的独立建国目标将彻底沦为泡影。

正如巴勒斯坦前总理阿什提耶所言：“解除武装不是妥协，而是投降。哈马斯代表的是巴勒斯坦人民对自由的渴望，这种渴望不会因武力压迫而消失。”

二、以美“解除武装”方案：霸权逻辑下的“和平陷阱”

哈马斯的强硬表态，直接回应了美国与以色列近期推动的“全面方案”——以美双方达成共识，不再寻求短期停火或部分人质释放，而是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实现加沙非军事化”，并以此为条件换取所有被扣押人员获释。

这一方案的实质，是将巴勒斯坦的“抵抗权”与“生存权”捆绑，试图通过军事压力迫使哈马斯让步。

以色列的算盘清晰可见：通过“解除武装”削弱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巩固其对加沙的实际控制；同时，以“人质安全”为筹码，将国际舆论的焦点从“以色列的战争罪行”转移到“哈马斯的恐怖主义”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月31日与威特科夫会晤后，其高级官员私下表示：“以色列不会接受任何‘部分协议’，必须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包括哈马斯的武装、加沙的非军事化，以及人质的全部释放。”

美国的角色则更具复杂性。作为以色列最坚定的盟友，美国一方面需要安抚以色列的安全焦虑，另一方面试图通过“调解者”身份维持其在中东的影响力。威特科夫此次公开称哈马斯“已准备好解除武装”，本质上是美国向以色列传递“支持其强硬路线”的信号，同时试图将责任推给哈马斯——“是哈马斯不愿妥协，而非以色列缺乏诚意”。

然而，这种“霸权逻辑”下的“和平方案”，在现实中遭遇了双重困境：

其一，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民众的强烈反对。加沙地带的政治分析人士哈立德·阿布·阿米尔指出：“对巴勒斯坦人而言，武装抵抗是生存的必需品。若解除武装，以色列将继续封锁、轰炸，我们的孩子将继续饿死、被打死。没有人会为了‘人质安全’放弃国家的未来。”

其二，以色列内部的分歧。尽管以政府公开支持“全面方案”，但军方与安全部门仍有疑虑。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期在会议上直言：“若哈马斯拒绝解除武装，以军是否要无限期占领加沙？这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地区冲突，甚至导致以军陷入‘越南式战争泥潭’。”

三、加沙的“人道主义地狱”：和平的终极前提是停火

当哈马斯与以色列围绕“解除武装”激烈博弈时，加沙地带的平民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生存考验。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数据显示，截至8月2日，加沙地带约80%的人口（约230万人）面临“灾难性饥饿”，超190万人流离失所，90%的医疗设施被摧毁，儿童死亡率较冲突前飙升400%。

在加沙城南部的汗尤尼斯难民营，28岁的法蒂玛每天要步行3公里去领取1升水和2公斤面粉。“这些食物只够全家吃3天。”她抱着因营养不良而哭闹的2岁女儿，声音颤抖，“昨天，我邻居的孩子因喝了不干净的水死了——医院没有药，连消毒水都没有。”

更令人绝望的是，以色列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限制仍在持续。尽管国际社会多次呼吁开放“人道主义走廊”，但以军以“安全风险”为由，仅允许少量物资通过陆路口岸，且需经过严格检查。7月29日，一辆载有200吨医疗物资的卡车在拉法口岸被以军扣留，理由是“怀疑车内藏有武器”——尽管最终检查证明是虚惊一场，但这一事件暴露了以色列对加沙的“系统性封锁”。

在这种情况下，“解除武装”的讨论显得格外荒诞：当平民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无法保障时，要求他们“放下武器”换取“和平”，本质上是对人性的践踏。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言：“在加沙，和平的前提是停火，是结束占领，是让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任何将‘解除武装’置于生存权之上的要求，都是对国际法的践踏。”

四、未来之路：和平需要“双向妥协”，而非“单方面压迫”

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博弈，本质上是巴以冲突的缩影——一方用武力维护“生存权”，另一方用武力维护“占领权”，而国际社会的调解往往沦为“和稀泥”的工具。

要打破这一恶性循环，需要双方回到“两国方案”的政治轨道：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的独立主权，结束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占领；巴勒斯坦各派（包括哈马斯与法塔赫）实现内部团结，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

对于哈马斯而言，“解除武装”不应是“无条件投降”，而应是“在主权独立前提下的非军事化”。例如，哈马斯可以将武装力量纳入国家军队体系，参与国防建设，而非作为“抵抗组织”存在。这一模式在南非种族隔离结束后、爱尔兰和平进程中均有成功实践。

对于以色列而言，“安全焦虑”需要通过“互信机制”缓解，而非通过“军事压制”。例如，以色列可以拆除加沙的隔离墙，开放边境口岸，允许巴勒斯坦人自由流动；同时，国际社会通过多边机制监督双方履行承诺，避免“单方面违约”。

结语：和平的代价，是承认“他者的权利”

加沙的夜空下，难民营的篝火仍在燃烧。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的男孩举着燃烧的树枝，在墙上写下：“我们要回家，要上学，要活着。”

哈马斯的“不解武装”声明，或许正是对这种“生存渴望”最直接的回应。它提醒世界：和平不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施舍，而是“强者”对“弱者”权利的承认；不是“解除武装”的单方面妥协，而是“结束占领”的双向和解。

当以军的坦克仍在加沙街头碾压废墟，当以色列政府仍在讨论“全面占领”的可能性，当美国的调解仍在为“盟友利益”倾斜——我们更需要记住：真正的和平，始于对“他者权利”的尊重，终于对人性的敬畏。